何建伟是浙江2400多位“海归派”创业人士中的一员。2000年，经过在10多个城市之间考察比较，寻寻觅觅，从美国回来的他终于将第二次创业的地点选定在杭州，创办了杭州精彩化工有限公司。“其实在2000年之前，我就从美国回来过好几次，从深圳、厦门、上海一路考察过来，后来又去了芜湖、北京等10多个城市。”何建伟在各个城市之间来回频繁地穿梭之后终于承认：“杭州是最适合我发展的一个城市。”

　　杭州之所以成为何博士的最终选择，并不在于它迷人秀丽的外表。“首先，是出于创业成本的考虑。”何建伟毫不讳言：“相比之下，上海、北京的人才工资价格水平偏高，而杭州无论是人才价格、原材料等方面的成本普遍偏低。这为个人创业提供了一个可供展望的空间。”

　　现在，何建伟的公司发展势头越来越好，公司规模不断扩大。回想跨入杭州创业的每一步，何建国都显得信心十足：“前不久杭州被评为中国最有经济活力的城市之首。这都应证了我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对于何建伟来说，他在杭州的精彩之旅，才刚刚开始。受益的不仅是何建伟一个人。在杭州市统计局社会处工作人员程美华的办公桌上，摆着一份刚出炉的关于杭州市人才资源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杭州已经成为排在北京、上海、深圳之后最吸引人才的“第四城”。

　　去年3月在全国留学人员成果展上，全国110家留学生创办企业产值一共是327亿。而杭州的2400名创业人员创造的产值竟达到197亿，占全国总产值的59%。

　　杭州城北的一个工地上，老张正熟练地一铲一铲往砖墙上砌着水泥。天太热，他干脆光了膀子，晒得黝黑的身上、脸上闪着亮晶晶的汗珠子，他不时地扯下挂在脖子上的毛巾，停下来擦把汗。

　　今年48岁的老张在杭州呆了5年。跟着现在的工程队，他驻过下沙，驻过滨江，已经是个“老工”了。前年，他把老婆也从安徽老家带了出来，在工地的食堂里帮忙。“我跑过南昌、广州，还是杭州最好。”老张说，现在每月自己能拿到一千两三百元的工钱，他老婆也有800多元。除去日常开支，还能往家里和读大学的儿子各寄500元。“已经很不错了。”他说，入春时还抽空带着老婆去玩了趟西湖，“很好看，很开心。”

　　因为打算在杭州一直干下去，有关部门根据政策给他们办了长期暂住证，只需3年一换。“挺方便的，不是说杭州在引人才嘛。”老张说，等儿子大学毕业后打算让他也在杭州找个工作，“这样我们一家三口就可以在杭州团聚了。”说到这里，他掏出一包“白沙”，点上，抽了一口，很惬意地笑了。

　　像老张这样拿着暂住证在杭州务工或经商的外来民工成了新杭州人的主力军。据杭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队长吴国峰介绍，截至2005年6月底，全市今年暂住人口总数已经超过200万，大部分的暂住人口集中在市区。从暂住时间看，暂住期一年以上的占17%，外来人口常住化倾向比较明显。从来自地区看，来自省外的远远多于省内，省内人员来杭基本与往年持平。从暂住原因看，务工经商是暂住人员的主流。一位外来之家的工作人员则打了个比方说，如果在杭的暂住人口全部离杭，杭城的1/4将唱起“空城计”。

　　杭州的繁荣始于唐，特别是中唐以后杭州人口有较大增长，遂以“东南名郡”见称于世。五代时，战乱频繁，但由于钱氏在两浙实行“保境安民”政策，钱塘仍较繁华，户口确切数无考，住户约10万余家。南宋临安府：

　　绍兴八年(1138)南宋正式定都临安。南宋朝廷对西北流民大批进入江南州郡，采取接待安置的政策，在江河码头或交通要冲之地设立接待处，专门安置西北流寓者。据有关地方志书记载，当时20余年间，累计接待300万人次。在流民南移中，官吏、士人、商贾、工匠、僧道、艺人等大批进入临安，使临安府人烟稠密，户口蕃盛。元明清杭州府(路)：

　　元初，杭州路人口仍维持南宋末年水平。但以后元代统治者对杭州人民实行严格控制和，杭州路人口锐减，至明初人口下降一半多。在洪武九年至弘治五年(1492)明朝前期的116年间，杭州府人口大致维持在60万至70万之间。

　　清初杭州府人口大致维持在明代末期水平。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据《嘉庆一统志》载，杭州府人口已达310余万。因此，光绪《杭州府志·户口》的按语说：“户口之数，莫盛于乾嘉。”

　　嘉庆以后至辛亥革命(1911)以前，杭州府人口变化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光绪九年(1883)户数降为211659，男女大小丁口为621453。光绪末年，杭州府人口又有回升。至宣统三年(1911)，户达313541，男女大小丁口152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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